因此我對柳怡飛道：“如果特衛局需要我，我會爲它效力一輩子！”
柳怡飛聽後輕嘆一聲，無奈地道：“看來，你已經被共產黨徹底地洗腦了。共產黨在這方面太有一套了，它總是能以最廉價的成本去駕馭一大批忠誠的工作者。佩服佩服。”
我不禁有些氣憤，埋怨道：“柳小姐，你這樣說是不是有些過分了？”
柳怡飛不以爲然地道：“事實嘛。現在是一個物質社會，很現實，也很殘酷。你們辛辛苦苦爲國家效力那麼久，但是換來的呢，卻是少的可憐的報酬。我覺得這是對你們的一種褻瀆。至少，以你趙先生的本事，過於屈才。”
我倒是懶的再跟她交談。也許，我與社會上的這些人，想法和觀念都有着千差萬別的區別，我無法與她產生共同語言，更無法接受她的糖衣炮彈。
我的頭腦，是清醒的。
在金錢和利慾面前，我能保持最基本的鎮定。
此時，我覺得再與柳怡飛交談什麼已經沒有任何必要了。我之所以堅持跟她談這麼久，其實是想弄清楚一些真相。但是柳怡飛的'保密觀念'還算比較強，她始終沒有說出這件事情中起決定因素的那個人，也就是那個'出賣'我的戰友。
這也成了我隱隱做憂的一件心病，令我在此後的日子裡，每每想起，總覺得在自己身邊有一顆無形的定時炸彈一樣，陰影揮之不去。
就這樣，我告別了柳怡飛，她在身後叫喊着我的名字，很想挽留住我繼續進行說服，但是我連頭也沒有回，堅定地走出了茶樓。
然而我的心裡，始終在隱隱鳴憂，棄之不去。
我一直在琢磨，那個'出賣'我的戰友，究竟會是誰？
他又有着怎樣的動機？
